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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日本國學，就無法了解日本社會及文化，更遑論了解日本人
日本國學產生的歷史和背景漫長且複雜，
為了對日本國學的形成、發展、特點及其影響，有較為清晰的把握，
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王小林
以漢字、名實觀、朱子學、疑古思潮等作為觀察對象，
多元檢視日本國學思想的要素，
為讀者提供了相對全面理解日本國學之內在精神結構的可能。

本書作者王小林以「從漢才到和魂」作為日本國學思想之形成與發展的研究、觀察視角，分別從不同議題、現象與學說主張來考察日本國學思想的發展流變。

《從漢才到和魂：日本國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第一章與第二章主要從「漢字」與「言靈」；「名」與「言」，探討了漢字與「和魂」、「國語（日語）」之關係，以及名、言與「實事」、「體魂」之間的演繹詮釋，如何神聖化日語同時強化日本之神國意識。第三、四、五章則以朱子學為江戶儒學之代表，將之視為日本國學之對照學問，闡述了日本國學之文論、宇宙觀與不可測度之神。第六章則從江戶儒者富永仲基之「加上說」與顧頡剛之層累說之間的關聯，爬梳了中日兩國之「中國學」背後的日本國學之成份。最後一章的第七章，則闡明了決定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的「職分」、「世間」這兩個精神關鍵概念，其宗教理論根據其實來自近世日本之國學家。

如上所述，《從漢才到和魂：日本國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以漢字、名實觀、朱子學、疑古思潮作為「漢才」與「和魂」比較的觀察對象，多元檢視了日本國學思想的形成要素，本書所涉及之議題內容，提供了讀者數個面向以思考形構日本國學之要素有何？同時也為讀者提供了相對全面理解日本國學之內在精神結構的可能。

作者簡介

王小林

1999年獲日本國立京都大學博士學位，現任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日本古典文學，特別是上代（奈良時代）文學與中國文學及宗教思想的比較研究。近年亦著力研究儒學的日本化與日本國學的各種問題。著有《日本古代文獻的漢籍受容□關□□研究》（日本和泉書院．研究叢書420），另有多種相關論文在日本、台灣、香港等地的學術刊物和學術機構發表出版。

第一章 漢字與「言靈」：日本傳統漢字論中的「執拗低音」

一、什麼是「執拗低音」

日本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曾先後在〈歷史意識的古層〉與〈原型?古層?執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論研究的個人歷程〉兩篇文章中，對日本傳統思想和信仰在近代化過程中的體現方式做了詳細的分析，並使用「古層」、「執拗低音」就其特點進行描述。「古層」與「執拗低音」這兩個概念分別來自地質學和音樂學。丸山在此文中將「古層」――日本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即神道教與儒教、佛教、天主教、自由民主等外來思想區分開來，指出在近代日本，雖然歐美近代思想居於壓倒主旋律，但也常常被「古層」所代表的本土文化――低音部修飾。這種低音時而成為背景，時而壓倒主旋律，時而也被主旋律覆蓋。

那麼，丸山所說的「古層」與「執拗低音」究竟指的是什麼？就這一點，丸山並始終沒有具體說明，而是以日本最古的兩部文獻《古事記》、《日本書紀》所記載的神話體系為例，將這兩部文獻中的神道宇宙觀看作是構成「古層」與」執拗低音」的重要因素。針對這一點，筆者認為，透過歷史性地考察漢字與日本本土語言信仰的關係，可以清晰地認識和把握丸山所說的「古層」與「執拗低音」的具體形態。而且，這種形態並非僅僅局限於丸山所關注的近代，而是自漢字東漸伊始，就已經呈現在日本思想史中。本文的目的，就是嘗試從上述角度為丸山所提出的「古層」、「執拗低音」論提供新的詮釋。

二、漢字與「言靈」

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文獻《古事記》中卷應神天皇段，記載了中國古典最早傳入日本的狀況。

天皇又科賜百濟國，若有賢人貢上。故，受命以上人，名和邇吉師，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付是人即貢進，此和邇吉師者文首等祖。

與這段文字記載相似的內容，也可以在另一部史書《日本書紀》中看到：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達。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

《古事記》所言《千字文》是中國六朝梁（六世紀）時的文獻，而這兩段文字所描述的應神天皇時期為西元四世紀至五世紀初，所以在史實上顯然有誤。

然而，問題並不在於年代的真偽。這裡我們應注意的是兩部文獻所具有的象徵性。因為，考古發掘的結果已經證明，中國文字文獻在應神天皇朝之前就已被日本人廣泛運用。雖然這兩部文獻被《古事記》記錄的原委和意圖不得而知，但這兩部文獻幾乎代表了日本在最初接觸和吸收中國文化時的基本姿態。對此，日本歷史學家東野治之做過如下論述︰

《論語》與《千字文》被《古事記》列舉的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二者已經普及。也有可能因為二者是初學者所用的基本文獻。當我們離開歷史事實講述學術的起源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敘述當時的初級課本何時、由誰開始傳播。所以，這個記載，應該看做是由歸化系氏族繼承和傳播的初級讀書方法，被當作學問傳播的形式體現出來的結果。《古事記》編纂開始的七世紀後半葉，是我國在大化前期以來發展的官司制度的基礎上正式步入律令官人制的成熟期。即使是在官司制度之下，要做官人的人們毫無疑問必須懂得讀寫的技巧。而天武朝以後律令制度的迅速完善，在依靠檔案處理事務以及表面奉行的儒教理念方面，也需要更多具備一定程度識字能力的有教養的官人。上述學問的形式之所以被廣泛接受的原因，正在於這種實際狀況。這一點我們絕不能忘記。

東野治之的這段文章注意到七世紀日本人的中國觀。東野認為，儘管日本在建立最初的政治體制時大量地汲取了中國文獻所傳播的思想和技術，然而這並不意味日本就是在全面、無條件地吸收中國文化。雖然在表面上尊崇儒教理念，實質上卻偏重於實用。那麼，東野的論述究竟有無依據呢？這一點，似乎有必要從古代日本的對外意識角度進行考察。

迄今為止，在有關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研究中，學者們多著墨于中國文化如何東漸，如何影響日本文化。與此同時卻很少注意到，日本文化自與漢字接觸伊始，就萌生了強烈的本土意識。這種意識的集中體現，就是針對以漢字為表像的中國文化，不斷建構和鞏固本土語言信仰。在眾多的現象和事例中，八世紀著名詩人山上憶良（660－773？）的文學作品可作為一例。

山上是一位曾經以遣唐少錄身份留學長安，歸國後歷任築前守等要職的官僚。《萬葉集》所保留的漢文作品，顯示出山上嫺熟的漢文寫作技巧與深厚的漢學修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山上在用漢文漢詩抒發情懷的同時，也用日文寫了大量的作品。其內容反映出山上對本土語言所持有的信仰。例如，《萬葉集》所收作品的內容如下：